“尊老”“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厌老”“甩老”“虐老”为人们所不齿。有人不以为耻，该如何惩治？借南京陈金秀老人这起“甩老案”，让我们找寻问题的答案。

　　今年重阳节前夕，南京宁康老年康复护理院院长栾海将陈金秀老人和她的儿子告上了法庭，要求解除养老服务合同。目前，此案已被南京市玄武区法院立案，但迄今尚未开庭。

　　宁康老年康复护理院四楼，虚弱的陈金秀躺在最中间的床上，盖着红色被褥。和其他老人相比，陈金秀的床头和床底都显得那么“干净”，没有礼物，没有零食，除了几大包养老院为她购买的成人尿不湿之外，空空如也。护理员张国荣告诉记者，2014年老人入院时虽患有脑梗、高血压、糖尿病、消化道出血等疾病，但至少还能坐轮椅，如今随着病势的加重，只能长期卧床了。从过年到现在，她的子女就再也没来看过她，特别可怜。张国荣掀开被子，给老人翻了个身。老人的脸远比65岁的实际年龄要苍老得多，四肢如皮包骨头一般瘦削无力。

　　2014年9月，陈金秀被大儿子安俊送进了养老院，之后的赡养费用，一直都是安俊负责。天有不测风云，去年安俊去世。理应接过赡养义务的小儿子安斌却未能像大哥那样尽心尽责，逐渐从偶尔看望过渡到“失联”。

　　“安斌今年看了母亲两次，第一次是我们让他回来签合同，第二次是他把手中母亲的工资卡弄丢后，来我这里开母亲的入院证明，重新申办一张。打那之后，再也未出现。”栾海说，截至7月底，陈金秀的床位费、伙食费、护理费以及医疗诊断费，共计欠款2.6万元左右，扣除入院缴纳的1万元押金，老人还欠养老院1.6万元。

　　代理此案的原告方律师刘冲伟告诉记者，“把老人也列为被告，我们是考虑到经济诉求的执行。小儿子行踪飘忽不定，只告他，判决后可能较难执行，而老人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退休金，还有一笔定期存款，诉讼成功后可将此款项用于支付欠款。”

　　栾海深知同行的无奈：“过去很多判决由于欠款人‘失踪’执行力度不够，告了也白告，根本拿不回损失，诉讼费、律师费还要额外花一笔，更别提时间成本，焦头烂额。”

　　不过，思来想去，栾海还是决定付诸法律。“我们最在意的不是拿回欠款，而是在老人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之时，规避今后家属对养老机构追讨无限责任的可能。”栾海说，若法院判令合同解除，希望各方尽快为老人安排好归宿。

　　在采访中，记者得到了不同的看法。江苏律师万遂认为，在完成老人的交接之前，养老院对老人需承担法律责任。对此，浙江律师颜贻潘并不同意。在他看来，合同解除后，对老人有法律责任的只有子女，如果子女拒不交接，承担责任还应当是子女而不是养老院，养老院只需通知老人子女前来交接即可。

　　“即便合同解除，我肯定不会把老人送回无人照顾的家，出于道义在交接前养老院仍会照顾老人。但我希望交接越快越好。”栾海希望民政部门能帮他一把。

　　付诸法律前，栾海曾寻求过民政部门的帮助，希望民政部门协调公立养老院接受陈金秀，不过无功而返。根据政策，民政部门负责城市“三无”老人的照顾，而陈金秀有子女、有退休金，不属于“三无”范畴。

　　“把老人‘甩’在养老院不闻不问，拒不履行赡养义务，很可能对老人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这样的子女理应受到遗弃罪的惩罚。如果遗弃罪门槛降低些，或许，‘甩老族’就不敢那么猖狂了。”顾玉娥说。

　　根据《刑法》第261条规定，遗弃罪针对的是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行为。南京公益律师李晓霞告诉记者，在我国，遗弃罪的判定台阶是很高的。如果遗弃并未造成严重的后果，被害人最终得到了较充分的救助，这种遗弃是违法的，但并未达遗弃罪标准。

　　也有反对降低遗弃罪门槛的声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表示，遗弃并非个案，但家庭问题千差万别。子女不照顾老人，有的子女错得多，有的老人错得多；生活富裕的子女不愿意赡养老人和生活无着的子女没能力赡养老人，是完全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而且，用法律去调整家庭伦理关系，给压力巨大的子女套上紧箍咒，实在不合适。再说，把子女惩罚了，老人有什么感受？谁又来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呢？

　　为弄清公安方面对遗弃罪的立案标准，记者来到了南京南苑派出所，一位民警对记者说：“立案？这不是民事纠纷吗？”不过，他也坦言，“自从我在法制科工作以来，从未处理过遗弃老人的案件。”记者又咨询了上海部分基层法院刑事庭的法官，他们也给出了同样的回答。

　　遗弃罪可公诉可自诉，社会上任何一个人只要发现都可以报警。接受报案后，公安机关会侦查。或者，本人也可自诉到法院。但至少到现在，无论是养老院，还是老人户口所在的街道、社区、居委会，均无人拿起法律武器替老人维权。或许，遗弃老人立案少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立案标准不明确或者太高，还在于根本没人报案，社会上的大部分人或许都觉得，那是别人家的家务事，外人不好掺和。